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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趋势

时间:2014-04-21 15:31来源:未知作者:admin 点击: 次

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人类所用，也可能会伤及人类自身。过去，人类只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注重科技转化出来的经济效益，忽视了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克隆人风险、食品安全、医疗风险、高科技犯罪等。在建设创新型国

　　　　　科学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人类所用，也可能会伤及人类自身。过去，人类只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注重科技转化出来的经济效益，忽视了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克隆人风险、食品安全、医疗风险、高科技犯罪等。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技创新活动，树立新的绿色科技创新观。
　　“科技创新生态化是生态学向科技创新渗透的一种新型的创新系统，是在建立新的企业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中，在科技创新的各个阶段引入生态观念，从而引导科技创新朝着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方向协调发展。” 当下的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有效引入生态观念促使科技与生产要素结合向符合生态规律转化，不仅是必要性，也是可能和现实的。
　　一、应对科技创新风险的必要性改革
　　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却付出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破坏的代价。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就集中暴露出来了，加上国家生态环境的天然赋予比较差，又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耗能型经济所占比重过大，生态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凸显我国社会的生态高风险。
　　乌尔里希·贝克(U．Beck)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将风险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以此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变化，社会已经由需求起决定作用的生产社会过渡到风险起决定作用的风险社会。风险是面临毁灭的威胁，但风险并不等同与毁灭，它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贝克这样描述风险，“风险概念反映了一个位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特定的中间地带”。风险理论的支持者们经常述说的风险包括生态危机、核威胁以及非标准化就业等等问题。诸多的生态灾难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从浅生态理论到深生态理论，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都反映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直接影响着生态问题。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变的强大，甚至终结自然，“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已经终结了自然?飓风、雷暴和大雷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 。但就在终结自然的同时，人类自己造就了一种风险，人类不再确定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 。生态危机作为一种风险，并非来源于自然界，而是来源于人类自身，正如弗罗姆所认为的是人类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关系，其根源就在于科技。虽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简略的说，科学是一种认识成果，而技术属于制度范畴，但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科学和技术的高度融合，所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同科学和技术两者都有密切关系。吉登斯形容现代性是暴走的洪水猛兽，人们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很大的意义上，原因在于科技的错误。
　　波普尔的科学否证论，库恩的科学范式等理论都昭示着世人：任何冠以“科学”之名号的东西并非即代表真理、代表正义。对科学反思的时代到来了，“科学变的越来越必需，但就在同时，它对于社会所遵行的真理定义变得越来越不够”。而这正是风险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性的产物。
　　在生态问题上，科技的问题就在于科技的还原论思想，缺乏从整体上对生态系统的理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的原因已经变的清楚了，和汽车不一样，生态系统不能再划分成可随意处理的几部分，因为它们的特性就在于是一个整体，在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一种强调只是处理分离部分的方法是临近失败的方法。”L6 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最明显的反映就是雷切尔· 卡逊所论述的《寂静的春天》。1955年，美国伊利诺斯州东部，为了消灭日本甲虫而喷洒一种艾氏剂，数种鸟类因为吃了死去的甲虫而死，雷切尔· 卡逊称为寂静的春天，而这一切都是由于DDT所造成了。DDT在二战中将盟军从斑疹伤寒中拯救出来，扑灭了流行病，但是它的危害却长期未被人发现，特纳将这种技术的缺陷归结为技术的报复效应，“像其他有报复效应的技术一样，DDT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科学的分化使得科学无法从整体上解决问题，而是着力于部分，各个科学家部门只对自己领域内的问题· S4 ．感兴趣，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却可能相互矛盾，对于自己范围内问题的解决往往又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新问题，正如《寂静的春天》中所描述的，化学领域的成功却引发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的新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消除，将有赖于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只有将生态观念引入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中，实现生态化的科技创新，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科技和生态的矛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积极应对风险。
　　二、探寻科技创新生态化思想的根基
　　科技和生态的矛盾使得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正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调和，是一种积极应对风险的方法，它的思想可以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中找到渊源。传统文化大体包括儒释道三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但是综其大意，“天人合一”的思想确是三家共同的意思，只是偏向不同。“天人合一”语出张载的《正蒙·乾称》，虽然晚至北宋，但先贤们早有论述，孟子就有“尽心，知性，知天”的提法；与儒家强调自身主体不同，道家则倾向于人应取法天地自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佛教的儒学化对于其形成自己的心性学说奠定基础，吸收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可以通过自心而彻悟宇宙大道，以此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合，对于怎样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关于“时”的理论确是有所启发的。“时”是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主要范畴之一。但是，中国哲学史界对“时”却没有特别的关注，“几乎无人把‘时’列为中国哲学的范畴加以研究”，更缺乏对“时”作为儒家生态思想重要范畴给与应有的关注了。
　　在生态学意义上，“时”与“天时”具有同等的意义，不仅具有不可违背性，而且具有季节节律的动态性。正因为如此，孑L子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将“使民以时”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应当遵守的规则，认为统治者应当遵从“天时”，遵从生态学季节变化，根据“时”的动态特点来引导民众，指导农业生产。孔子对季节节律的“时”的重视，探究其目的，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自然的一种敬畏，这种敬畏直接表现在他对天人关系的态度以及他对生命的爱护上。
　　孟子继承了孔子“使民以时”的主张并将其深化，提出“不违农时”的“待时”的主张，孙叔平认为这是孟子对孔子“天命”思想的唯一革新。孟子将“时”作为王道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违农时，觳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毂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只有严格遵守其他生物如鱼、鳖等的季节生长的规律，才能保护丰富的资源。
　　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从“时”顺“时”，但并不因此就忽视了人的作用。从孔子的“使民以时”到孟子的“待时”，都将从“时”作为儒家理想政治的必要条件，以此来达到儒家的政治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不能没有人的作用。正像上文所述，人的主体性与自然世界的客观性在从“时”上得到统一，先秦儒家通过从“时”来达到两者的和谐。如果说孔子在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的不可违背性的平衡上追求统一的话，那么孟子将从“时”作为王道政治的一个生态措施的时候，就开始偏向于人的能动性，而作为继孟子之后的儒家第三个代表人物苟子则明确的发扬人的作用。“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於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礼”的论述多集中在三礼。三礼中的《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问儒家学者揭示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相当明确的宣扬了儒家礼治的主张，其中就包括对天“时”的遵从。《礼记》中的一篇名为《月令》，按十二个月次，记录了每个月的天象特征，并且说明了各月的政令、祭祀、行礼等等事宜，比如，“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不仅包括对农业从“时”的认识，并且其他人事也必须遵从天“时”的原则，例如关于行政与诉讼的论述，“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图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时”意味着自然中的不可抗力，意味着无法完全为人类控制的自然界的季节节律。诚然，现在与农业社会看待自然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工业社会早就经过了大卫·格里芬所说的“自然的祛魅”。也就是说，自然失去了在农业社会所具有的主体性，不再是具有感觉的主体，而是单纯需要征服的客体。这种思想在先秦儒家“时”观念的变化上也有体现，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苟子，越来越对从“时”的“利益”。也就是其对国家政治的有利，而失去了孔子原初对自然主体的敬畏，但是仍旧可以体会先秦儒家一贯的主张，即王道对“天道”的遵从，人事必须遵循天“时”；并且，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征服与控制，是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三、科技创新的生态化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传统的科技创新价值观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忽视了环境等因素。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日益重要，生态危机等问题也随之凸现。人们再也不能忽视生态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不再是科技创新的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以社会的科学发展为目的。
　　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内核。可持续发展更多的强调的是生态的可持续性，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性，只有全面的协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有而不尽用” ，人类社会从文明的开始就不断的对大自然进行索取，使自己强大起来，征服和控制自然，但是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诸多问题，越来越遭受到质疑，终究是如老子所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Ⅲ 只有啬，只有知足，知止才能重新审视人类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才能达到长久的目的，正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引。“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9』“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不追求过分的、浪费的享受才能够获得长久，所以有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反之则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科技创新不注意形成生态效益，那么代内的不公平现象就会延伸到代际间” ¨。
　　科技创新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不能忽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的，将生态观念作为一种新的因素引入到科技创新之中，从而使得科技的发展朝着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上去，最终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以此为目的，“一种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的，以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思想观念出发的技术实践观亟待树立” 。完成生态化转向的科技创新活动是真正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生态化即科技创新在成功实现经济利益目标的同时，努力促使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得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利益成功为唯一价值标准的科技创新观念，实现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
　　四、结束语
　　科技创新的生态化的思想文化基础渊源于传统文化之中，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上。关于“天人合一”的方式，先秦儒家提出了以“时”为代表的理论，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控制与征服的关系。化力量的驱使，使得革新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向是对传统科技创新观念的革新，是生态观念对科技创新各个阶段的渗透，即是要促进科技创新活动创新组织体系、创新方式、创新机制和创新目标的生态化。由于传统的科技创新观念将经济的发展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忽视自然的价值，使得科学很难从整体上理解生态系统和解决生态问题，从而造成了形成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生态危机，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如果因此对科学失去信心而因噎废食，那是不可取的，所以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的生态化，以此来积极应对风险，实现科学发展。
　　按照科学建构理论的观点，科学认识是在建构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的过程中获得对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的认识的，所获得的科学规律是关于所建构出来的对象或现象所构成的人工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的这种特性，使科学的技术转化成为可能，使科学成为工业文明的基础，也使得科学应用过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反自然”的特性。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技术是关键。科技共同体大力发展直接面向自然的科学——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本身，就是应该让科学回归自然，让科技创新活动回归自然。(责任编辑：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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